大学记事,美术大师是怎么着持有始有终写作的

发布时间:2019-11-15  栏目:艺术家产品  评论:0 Comments

一, 不能忘却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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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进大学之前,我已在沙市工人文化宫工作了四年,离开前为文化宫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组织工人作者为7,1
在武汉举办的湖北省六市工人美术联展搞创作,我自己也画,画的是红卫兵抄家,题目叫《不能忘却的一页》。沒想到这张创作会是我大学生活中的第一个故事。

前不久,在西安美术学院举行的素描形态系列讲座第三讲中,中国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王犁以激越年代的努力:1949到1976年华东分院与浙江美院素描教学为题进行讲演,从文献史料中还原出那个特殊的激越年代中,艺术家们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他们做出的卓绝努力和坚持。

文革那年我十一岁,读小学四年级。我家对门是公安局,造反派夺了公安局的权,窜进窜出的都是造反派,活像猴子占了花果山。公安局门前各派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打来斗去,抗议、示威、静坐,对抗,传单撒得铺天盖地,口号喊到歇斯底里,武斗打到头破血流。占领者的威风就是把押进押出的人都绳子绑了,男人的脖子上挂着写着罪名的牌子,女人就在胸前挂一双破鞋。这所谓的群众专政,生生把国家变成了疯人院。文革在我眼里就是无法无天。抄家是文革标志性暴戾,视国家宪法为废纸,视公民的权利、财产、个人尊严乃至生命如草芥,红卫兵任意就可以冲到别人家里去打、砸、抢。

于1928年4月在杭州成立的国立艺术院。

一天,一群中学红卫兵冲着姑妈家来了,他们还只是青少年,乳臭未干却已凶神恶煞。隔一重天井住着姑妈一大家子人,红卫兵进屋就翻箱倒柜又打又砸,地板掀了起来,说里面藏了变天账,墙上镜框里姑妈年轻时的照片在地上被撕得粉碎。一个好端端的家剎时被折腾得不像样子。抄家最后的节目总是抢东西,红卫兵在往外搬家财物时,顺手牵羊把我家书柜里的书也抄走了,父亲的藏书多是世界名著,因为是四旧,谁也不敢阻挡。抄家的同时,姑妈一家老小挂着牌子、披着剪得稀乱的旗袍西装,戴着报纸折成的高帽子站在街边长凳上低头示众,红卫兵还不时地用皮带抽打他们。文革对人的摧残就是从羞辱人的尊严开始的,所以文革中才有那么多的人不堪忍受选择了自杀。长期以来阶级斗争的魔咒浸入人的血液,滋生着人性中的恶,到了文革这恶全都放了出来,人成了魔鬼!人眼里像填满了大粪,我亲眼目睹从各家抄来的金银珠宝、珍稀古物和书籍画卷,在天井里堆起一座小山,一把火全都给烧了。

今天希望把一些文献的梳理与大家分享。我讲的其实是一个个案研究,在我们了解这么一个碎片的时候,可以由此回望我们民族是怎样蹒跚走来的,比如现在杭州的中国美院,1949年到1957年曾经叫作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957年到1993年叫浙江美术学院。今天提供的片断是1949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对文革不了解,其实我也不是文革经历者,借此机会我们一起翻阅可以看到的文献做一个了解,当你了解这个时代以后,会感觉很多艺术家个体在风雨飘荡的时代或者政治激越的年代是那么不容易,而且做出了作为艺术家个体在特殊环境里的努力。

我画的是抄家的现场,书桌藤椅翻倒在地,窗帘扯了下来,花瓶、磁马、书画的碎片一片狼籍。这里刚刚经历过红色风暴的洗劫,一个白发老奶奶把惊魂未定的小孙女紧紧护在怀里。画面没有出现红卫兵的形象,但窗外的明月,见证了身穿军装、头戴军帽、臂带袖章、胸挂领袖像章的红卫兵的暴行,这是世上从未有过的荒诞与暴戾!在不能忘却的一页
题目下面还有一段话:历史是一面镜子,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画中的形象是我的外婆和侄女,场景是我对着实物写生来的,画这张画时文革中的情景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浮现,我是动了真感情的。画通过评选已挂在展览馆的墙上,不想被省工会宣传部一白姓部长看到了,白部长发话让人马上把它摘下来,放话说文革是毛主席发起的,不能这样表现。《不能忘却的一页》就这样被剝夺了展出的权利。当时我20岁出头血气方刚,咽不下这口气,连信带画就给《光明日报》寄去了,决意要讨个说法。

中国美术学院初建于1928年叫国立艺术院。国立艺术院初创一年左右,就正式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师结构。1949年以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命名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解放区的教师基本上是以艺术为人民服务、为政治宣传服务为基本观念,这些艺术家怎么来接管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些留法、留日的教师的阶段,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尖锐的磨合过程。我采访1950年在国立艺专上学的学院老先生,问他们究竟是留法留德的老师画得好,还是当时解放区过来的艺术家画得好,他想想说当时感觉还是留法的画得好。

带着未能参加画展的纠结,8月30日我去湖艺报到,到武汉才知道此事在省城已是沸沸扬扬,文革刚结束,人们痛定思痛,在文学和艺术界出现了一种以伤痕为主题的创作,锋芒直指文革,实际上是对文革的反思和清算。但也有人在拼命维护文革,我的画正好提供了与之较量的由头,省里的《布谷鸟》杂志就明确说要刊发此画。教西方美术史的汤麟老师把我叫到他家里,说武汉美协想就这件事开个座谈会,让我催《光明日报》速将画寄回来。他问得很细,还叫我在纸上画了小构图。他告诉我有人问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他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是香花是毒草要让大家来评。展览的组织者请他给画展写文章,他又把这件事拎了出来,结果文章扣住发不了。省画院的理论家邵金枝也来找我谈这张画,他要给画写评论。10月6日这天在学校操场踫到省美协副主席宋恩厚,他告诉我本月20日湖北省美展开幕,这张画以特殊原因直接参展,并打趣地说这是美协的事,他白部长来了也管不了。

1949年后两个关键词抗美援朝和土改,美术学院的学生至少是中学毕业,相对来说有文化,可以去帮助没有文化的农村清理村务。因此教学秩序不像现在那样正常,一个学期有很多时间在农村。

10月10日《光明日报》回信了,说伤痕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文艺就可以表现它,长官意志、乱打棍子、禁止展览都是不正确的。说画早已寄给了《布谷鸟》,为何还未收到?让我们赶快找。第二天殷向贻老师就告诉我说画找到了,原来是收件人出差将它锁在了柜子里。《不能忘却的一页》终于在《布谷鸟》上登了出来,接着12月9日《长江日报》又发表了我的画和邵金枝的评论,报纸还给了我5块钱的稿费,于是我就用这5块钱请班上的同学在元旦节包了一顿饺子。

从1953年绘画系的一个课程表安排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课程设置非常简陋,一年级素描、水彩、文艺讲座,胡风等一批延安时期就成名的文艺理论家先后来学校讲座。我采访听过胡风讲座的老先生,你们对共产党文艺干部有一个什么印象,他说一开口没有听他讲什么内容,激情已经像一团火就要燃烧你,一个青年学生听这样的讲座的感觉会怎么样可想而知,大概可以感觉到当时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状态。二年级的素描、创作、水彩、速写、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三年级是素描、油画、水墨画、创作、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大部分课程是素描课。国统区留下的教师基本上是上基础课,解放区来的革命艺术家,基本上以创作课为主。

画也展了,杂志报纸也发了,但故事还没结束。一天,沙市工人文化宫美术班学员到湖艺参观,给我带来一个信封,告诉我说《不能忘却的一页》在六巿联展中得了二等奖,信封里是13块钱奖金。以前从未听说画展有给没展出的画颁奖的,现在有了。先是不准画展出,后又给它颁奖发钱,画的故事在荒诞里结束,像是要再次强调它是由荒诞开的头。

那个年代中国整个大学建制向苏联学习。我思考过,向苏联学习阶段性上一定有意义,因为解放以后人才特别少,在短时间里怎么培养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个体是社会螺丝钉的概念非常起效果,短时间内塑造一个有用的人,有点像培养高职的人才,直接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

二, 冷 水 澡

那个年代美术院校学习的苏联,实际上是想象的苏联,当时没有条件去苏联留学,没有接触过苏联专家,了解苏联素描油画仅靠从中央美院流传到全国各地美术学院的一些24英寸苏联美术学院学生作业的照片。短时间里各大美术院校,急速翻译了素描教材。也有一些艺术家如黎冰鸿等作为文化代表团成员去苏联,黎冰鸿也是解放区到华东分院来任教的老师。那个年代的艺术家非常执着,可以从朴素的素描里看到时代的激情,有很多解放区来的新四军八路军出身的艺术家,基础不是很好,有一些速写比例多不太准,但是自己对生活的激情融化在朴拙的线条里。

冬天洗冷水澡的习惯被我带到了学校,大学四年我没沾过热水。高考前因担心体检不合格开始洗冷水澡,两年的工夫我的身体和精神便有了重大改善,脸上有了红晕,精力旺盛,更奇的是冬天不怕冷。不仅如此,还让身体对冷水产生了依赖,一天不洗就觉得身上不舒服。冷水澡被称为血管体操,身子受到冷水刺激,皮肤先是紧缩防止热量扩散,血被压回内脏,接着为了确保身体表层的温度,内脏里的血又被大量带了出来。这个一进一出的交换过程,实际上就是身体脏器大换血,对身体健康特别好。

真正让中国人接触到什么是苏联绘画,是1955年在中央美院举办的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随着这个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分散到各个院校,才让我们中国的美术学院知道什么是苏联油画。华东分院去了四个老师王流秋、王德威、汪诚仪、于长拱。王流秋是泰国华侨,晚年享受副省级待遇,是老革命,也参加过延安,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像谢投八一样满腔热情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我自幼体弱,脸色苍白,个头又小,一副风吹就倒的样子,记得少年时用木桶担水在家门口被人撞翻,那人不道歉反骂我是痨病壳子,羞得我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

马班毕业创作画得一手苏派油画,据说是马班的优等生,文革因为海外的历史讲不清楚,他从杭州逃到云南,下红河想漂到泰国,结果被红卫兵抓住,直接送进监狱,监狱里劳动改造时给他一些油漆写标语,他利用剩下的油漆研究印象派,文革以后画一手印象派。

冷水澡前要跑步。我每天六点钟起床,通常是从学校后门出去,后门开在学院和画院之间,叉腿站在中间,左右两边都是院子。学院和画院虽都在昙华林,但画院的景色却比学院好,首先是有很多的大树,地势高低起伏,依势建有独户小屋,显得特别幽静自在。过一条沟往里走,是城墙残垣形成的土坡,土坡上能挖到瓷片、铜钱之类的老东西。画院因为有树有坡有水,就比学院显得有灵气。

1954年一个想象中的苏派素描是怎么样的?被批的新画派小团体的代表人物周昌谷,因为亲林风眠、吴大羽被一直批斗,他们叫他老运动员,讲到他我就觉得艺术不一定源于生活,因为这个人的一生特别不幸,一辈子感觉没有好过,那么优秀的艺术家,画的画那么美丽,为什么他的人生那么凄惨,让我感到不平。

学院本来也是有大树的,但文革中军宣队用挖树折磨老师,最后把树全都挖死了。入学教育时张书记介绍了文革前学校的规模,说在文革的冲击下,特别是军宣队进驻学校后,学校惨遭浩劫,凡是带花的树都被砍了,校园被军队和其它单位侵占或瓜分,几代人几十年苦心经营的一座艺术院校变得惨不忍睹,校园之促迫,前门走到后门五分钟都不要。学校给我的第一眼印象是教学楼前一片荒草,我背着行李走进校门,见很多人拿着工具站在草丛里,放下行李我就加入到了这锄草的行列。入学的第一天就是锄草,烧草时浓烟蔽日,这样的记忆一辈子深刻。我有一张教学楼前的照片,留下了当年学校破败的景象。

这张水墨的素描人体上,有一段1980年代写的文字,解放初期以中国画为文人画不能表现工农兵,故欲借写实素描以纠正之,予素描师留法诸公,倾心林风眠之独特创造,以致受当时以政治代替艺术之处分,有新派画小集团之诬,蒙冤达三十多年,可悲可愤。实际上是看到中央美院传过来苏派习作的照片,他用毛笔和水墨一点点画出苏派素描,画幅不大,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年代的人能力之强。

我跑步的路线是从画院出去转个大圈圈从学院大门进来。六点钟天还未大亮,这时跑到街上,平时熟悉的街景变得陌生,一种沒有内容的空旷和寂静,越往冬走越是冷清。出了画院就是云架桥,这巷子名取得真是漂亮,巷子两边都是高墙深宅,是过去的有钱人家,现在进出的都不是房子原来的主人。卖早点的人赚的是辛苦钱,比我起得还早,火已架好,水在锅里沸腾,热干面摊在案上,炸面窝窝的浆水盛在盆里,一碗碗的作料排得整齐,就等着人来吃。还有匆匆走过挑担卖菜的人,不声不响赶着去菜市。偶尔会有猫狗跑过,更是平添了空巷子的寂寥。从云架桥跑上昙华林,云是天林是地,这地上的名字也取得好,顺着昙华林一路跑到司门口,司门口是大街比巷子里热闹,早起的人像要先来这里报到再各奔东西,骑自行车的人就一路响着铃铛,像要表演给谁看似的炫耀。由司门口掉头经过胭脂路就是粮道街,胭脂是擦在女人脸上的香粉,做街名就觉得满街都是颜色。粮道街一条直路,尽头就是学院大门。学院大门小得可怜,而且逼仄,门前街面宽不过三米,还正对着马蹄营巷子,右边是废品回收站,左边是解放军二炮。从跑出去到跑回来不过30分钟,这时人们已从睡梦中醒来,先是窗子有了灯光,接着开门就有人出来,街上的行人渐渐就多了起来。

杭州因偏离北京政治中心,很多政治的东西在那边都会软化。潘天寿解放以后被江丰约谈,觉得他是封建社会教育成长起来的本土艺术家,画的文人画不能为新时代服务。那时候潘天寿已经很有名了,不能上课,就在图书馆的民族美术研究所给学校收藏一些古画,中国美术学院的藏画大部分是在那个年代收集。

我一圈跑下来已是浑身大汗,直接就冲到水龙头下面,用冷水猛浇,滚烫的身体猛然遇到冷水,就像是烧红的铁丢在水里嗞的一声腾起一股白烟。身子突然受到冷水的刺激,由不得你不喊出声来,人在刹时像从内到外被撕成了碎片,在升腾的热气和呐喊声里把自己交出去。

那个时候很多旧时代的资本家离开的离开,私营企业被关闭,资本家要生存,把收藏的古画很便宜卖给公家、博物馆和学校。那个环境里潘天寿先生哪怕被边缘了,还是非常有威信,于是很多学生受他影响。那个年代的学生有一个特点,他们学习传统的时候马上用到自己的实践中,有点拿来主义的感觉。

那时武汉的冬天不像现在这般暖和,同学见我天寒地冻只穿一件夹衣,既惊讶又羡慕,总是有人表示要跟我洗冷水澡。我让他们从秋天开始,好有个适应的过程。秋天不冷,水微凉,一点点的刺激人倒觉得是种享受,这时是洗冷水澡人最多的时候,于是就有人将洗冷水澡的人戏称为冷水党。待冬天一天天逼近,冷水党人便开始凋零,跟随我的人,没有一个人洗过了整个冬天,到水冷刺骨时就只剩我一个光杆司令了。但我不得不说,四年里冷水澡成了我生活中的不可或缺,它对我已不仅只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它还训练了我的意志,让我体会到比努力更珍贵的是坚持。在晦明交替中晨跑,它还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让我看见了一个和平常不一样的昙华林,感受到世间万象的平衡,热闹和安静一定是互为表里的,人生亦然。

顾生岳速写

三, 罢 课

顾生岳先生1952年毕业留校,在素描教研组执教,1957年素描教研组撤销,调入中国画系任教。他几张速写画于1962年,但因为好到一定程度,也就超越了时代。

大学四年虽然发生过很多事情,但均不像1980年夏天我们罢课、上街游行这件事给人记忆深刻。在武昌公安局门前我慷慨激昂的演讲,浑然是电影里的镜头,游行的学生和市民阻塞了交通,沾着血的衣服在竹竿上飘扬,配合我煽情的演说,围观群众的眼里泪光闪动。想我是出尽了风头,事后我便成了学生会主席。

1958年浙江省委会同意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就在反右前后。潘天寿1949年后被边缘化了,现在江丰打倒了,他就起来了。

这件轰动武汉三镇的事情,起因是10月8日晚上七点,放电视的教室跑进来两个社会青年,一屁股坐在桌子上,把住电视将频道调来换去,根本没把学生放在眼里。学生本不是省油的灯,双方便打了起来,打斗声引来了更多的学生,大家一哄而上将这两个崽子连推带扯卷进另一间教室,关上灯,拳打脚踢一顿好揍,然后反剪双臂,通知派出所来拿人。我没有看过真正意义上的打架,这场打斗确实动人心魄,木棒挥舞,砖块乱飞,玻璃碎了一地,胡智勇脚后跟被砖头砸得血流,人却像打了鸡血样的亢奋。学生在派出所做过笔录就走了,学生前脚走,派出所后脚就把人给放了。

当时民主德国和罗马尼亚也会派专家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10月5日文化部决定罗马尼亚专家艾乌琴-博巴到浙江美院任油画训练班教员,博巴油画训练班在全国招收14名美术学院的老师。因为是罗马尼亚专家,风格跟苏联完全不一样,是跟德国比较接近的以线和结构理解为主的,有表现主义色彩的素描,他在中国期间画的素描,或者带学生下乡,有绍兴的老农,江南一带风景。博巴画的杭州西湖的风景,现在看还觉得是重量级的作品。

料到流氓会回来报复,第二天清晨,学生就用砖把学院通画院的后门堵死了。一个家伙想抄近路翻到墙上,被学生一把拉了下来,油画班的熊天祥冲上去就是一拳,接着众人一哄而上,把他打得哇哇乱叫,打完了再令其翻墙回去。这事就惹来了和画院隔墙掷砖的一场混战。打红了眼睛,见谁都打,一个当兵的从正门进来找人,也被打得抱头鼠窜。学校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大家做好了应对流氓的准备。果不其然,晚上九点刚过,流氓结伙冲进学院,结果被学生打出校门。想流氓习惯了横行霸道,岂甘心栽在学生手里?为对付流氓的反扑,全院紧急集合,先选出二十来人的敢死队,分大门、后门、校园三个组,再按班级分配位置,要求大家能闻风而动投入战斗。为防误伤自己人,还制定了写生静物两个暗号。

倪贻德素描

很快流氓就提刀返回,这回来了几十号人,但还是没有学生人多,近百名学生人手一根木棒正等着他们,这气势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双方就这样隔着铁门虎视眈眈望着对方。流氓包围了学院,封锁了学院出去的路,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把学院围成了孤岛。流氓放话见学生就打。天刚擦黑,一年级师范班的王鹤林头破血流地逃回学院。此时大家刚吃过饭,洗澡的洗澡,看书的看书,突然惊闻一声王鹤林给砍了,全都冲到操场上来,只见王鹤林浑身是血,已吓得说不出话来。事态就是在这一刻发生的逆转,令学生由防守转为反攻,无需谁发号令,大家就拆画架拾砖头,百十来人倾巢而出扑向流氓的家。马蹄营正对着校门,这个清朝屯集骑兵的巷子,如今两头被敢死队的学生把住,更多的人冲进流氓的家里,全程无人出声,只是埋头狂砸,衣柜上的镜子敲了,房檐上的瓦揭了,灶台上的锅掀了,床上的帐子撕了,窗户已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灯泡就只剩个灯屁股在那里吊着,流氓的家颀刻间成了一堆垃圾。随着一声撤,学生蜂拥而来又蜂拥般地走了。事后想来,事做得如此干练漂亮,哪里是学生,简至是一群土匪!但在公安都保护不了你的时候,以暴易暴就是替天行道。

比较有趣的是倪贻德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处境,据说1950年从北京开完第一届文代会回到杭州,他对原来的老同事说,我会把解放区艺术家带来,让他们一起帮我们把学校搞好,结果解放区的艺术家一来他就被边缘,而且他留日的那种形式主义的绘画,不太被解放区的艺术家接受,让他去了中央美院参加徐悲鸿办的短期班。

公安局的简报将这件事定性为学生打砸民宅,逼学院交出参与打砸的学生名单,杨立光院长拍案而起,说流氓砍学生你不抓,学生砸了流氓的家你就要抓学生,简直是岂有此理。现实是学校还被流氓包围着,警察又要来抓人,迫于无奈,学校决定10月10日开始罢课,杨院长让食堂免费保证学生24小时随吃随喝。敢死队全天候校园巡逻,学院大楼向外的窗口堆满了砖块石头,如果一旦流氓冲进来学生就退守大楼,用这些石头砖块战斗。

从倪贻德的经历我们也可以发现他是一位富有艺术才华的人。正因为博巴到了浙江美院,他特别欣赏倪贻德的画,当时学校的领导觉得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专家认可这个艺术家,那我们就要重视。他成了当时油画系第三工作室的主任。

被流氓围困并不可怕,老百姓知道流氓是坏人,但警察要抓学生就把是非黑白颠倒了。为了把事情真像扩散到社会上去,争取社会的理解和兄弟院校的声援,大家决定上街游行,散发我们的材料。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学生一点不害怕,学校一旦脱离了正轨由学生自治,反倒觉得刺激和好玩。国画班有的是纸、笔和墨汁,学校有大把会写字的人,飕飕几笔一条标语就出来了,只是宣纸墨汁被折腾掉了不少,却也沒人心疼,还搬来了一架油印机,用来刻印传单,国画班俨然成了司令部。

全山石素描

罢课游行客观上使事情升级成了社会事件,有越闹越大的趋势。我们的呼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声援信频频飞来,感人话语催人泪下,有的院校更是表示要派人来增援我们。省团委和全国学联都被惊动了,他们也正好借这件事向公安机关施压,希望他们采取有力的措施确保大学生的人身安全和校园治安。当时社会治安情况极差,发生过多起伤害大学生的恶性事件:女学生连人带被子被人从寝室劫到山上强奸,天亮发现绑着吊在树上;持刀流氓校园行凶,保卫科干部被迫开枪自卫反被判刑;公交车上大学生遭人群欧,没有人出来维护公道。很多学校迫于无奈组建护校队,这当中要数体院的名气最大。

真正让浙江美院尝到苏联的优秀和甜头的是1950年后培养的学生,当时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优等生送到苏联,浙江美院是肖峰和全山石。那一代留学生等于说是全国人民省吃俭用的钱给他们在苏联买面包买牛奶。他们也没有辜负国人的希望,全山石先生据说在中国是优等生,在苏联也是。觉得全山石和肖峰、林岗应该是那一批几十个留学生里面最优秀的,所以说他们回到浙江美院,应该说给学校带来新的血液。

社会各界的介入使事情终于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但前提是要我们停止罢课。10月15日复课,同天公安局派员到学校调查此事,并在校内提审学生,要每个人自己交待都做了什么。说来说去公安局还是要抓学生,我们有种上当的感觉,于是便派两个学生带上袖章守在校门,上课时间管你是不是警察都不准进来。出我们这档子事的时候,正值全国公安会议马上要在武汉卫召开,地方当局想制造祥和安定气象,见学生非他们想象的一压就服,而是弄不好会把事态越闹越大,要是再整出个二次罢课游行,这公安会议就别想在武汉开了。显然是迫于无奈,警察才不再坚持抓学生,且有了新的方案。此事最终的结局是迅速抓了几个流氓,判了他们几年劳教。这场风波情节曲折时间紧湊,罢课六天,前后亦不过十来天,耍笔杆子的学生演了一台武戏和街头秀,既对付流氓也对付警察,说来更像是场闹剧。

国画系受潘天寿思想影响,总觉得苏式素描与中国画强调线条不太搭,于是开始另谋道路。在那个政治激越年代浙江美院算是有福气,除了全山石、肖峰回国,另外一个留学生舒传熹从德国留学回来,而留学民主德国的境遇跟留苏完全不同。

四, 恋 爱

当时最优秀的学生去苏联以后很快融入苏联的教学,很快也成为那边最优秀的。但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去了民主德国成为差等生,我看了舒传熹先生谈自己的心得,他到莱比锡插画与设计学院,是版画及书籍艺术高等学校,但是刚到那个国家,老师说他画得太差,一点艺术性没有,所谓的艺术性就是表现性没有。

进校就被告诫不准在校园里谈恋爱,这禁令只能嚇住胆小的人,人真要起了恋爱的心,谁也阻止不了。愚者硬来,自讨苦吃。智者迂回,如我略施小技,不仅让我和石鸣的恋爱变得合法、公开、免受惩罚,还能在猎色高手云集的湖艺、画院,趋鹰逐雀使自己的领地平安无事。每每说起这事,便情不自禁沾沾自喜。

为了度过这个时间,非常痛苦地在德国留学,是一个在班里比较差的学生。而他还是渡过难关,毕业获得一等荣誉获硕士学位回国,现在回望舒传熹先生的绘画跟那个时代特别不搭。今天讲这个华东分院和浙江美术学院毛泽东时代的素描教学,选择那个时代学术最前沿的作品,而不是选择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现象。

学院不准学生谈恋爱,文革前和现在的大学都没有这个规定,独独出在文革结束大学恢复招生的头几年,不幸就让我们赶上了。或许是因为十年文革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当年一千个考生中只有一个人能进大学,对这些中了彩的幸运儿理当管束。若是怕分心影响学习不让人恋爱,既便善意也难掩其迂腐。然而我还是认为更多出于心理变态,只能理解为文革虽已结束,但文革余毒未消,动不动就把事情往意识形态上扯,但凡事物甜蜜、诗意、温润、雅致一点,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坠落。恋爱自然是要风花雪月的,有人看不惯,于是就要横加禁止。

舒传熹先生带结构的素描,跟本土的方增先等国画系的教师寻求用结构关系和线条来表达对象的追求相合,两种思想的碰撞成为了中国美院国画系结构素描的前身。

石鸣和我是中学的同学,同在沙巿一中美术组,我是组长,组里还有几个女同学,但从开始我喜欢的就是她。从中学朦胧爱恋到我上大学时确立恋爱关系,经历曲折坎坷,其中就包括中学时斗胆给未来的丈人老写信,和确立关系时争取石家大人同意的艰难过程。她进湖艺那年23我25,从相识到相爱已经十年,总不至于为了读书就将十年的阳光爱情化为地下工作。未雨绸缪,凡事得把功夫做在前头,破解难题我用了三招。

潘天寿一直强调在国画系画素描不能像画油画一样,尽量用线塑造表现对象,1960年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已经把线性素描作为全系专业素描,1962年学院举行全国讨论,潘天寿主张中国画应以白描双钩为基本训练内容,不同意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基础的提法。

石鸣来武汉考试,我提前买了水果糖撒给老师和同学,说我女朋友要来考试了请大家吃糖,这第一招叫吹风。石鸣来了,吃过糖的同学就吵着要看人,于是晚饭后我带他们去石鸣的住处,石鸣不知就里,只当大家热情,好生感动,这第二招是向同学高调公开我们的关系。第三招是石鸣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告诉辅导员我女朋友要来了,让他出个主意我们该如何相处,我这是下套让他往里钻。辅导员说你们不要在学校里玩,要玩就到外面玩。这答案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我要的就是他的这个态度,只要他黙认了这事就好办。

文革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浙江美院准备到桐庐乡下办学,一切为政治服务。这次讲座选择了个比较心酸的题目,我们艺术家在非常激越的时代,甚至政治高压的环境里面,艺术家个体没有力量来反抗大时代的变局,比如文革,但会利用个体力量坚持自己的艺术,在农村再艰苦的环境也会画很多速写,速写是那个年代最方便的方式,有很多下田种水稻挖梯田之余画的作品。文革后期相对开始稳定起来,教学上有恢复的迹象。

在湖艺谈恋爱有得天独厚的去处。蛇山就在学校旁边,蛇山因其绵亘蜿蜒形如伏蛇而得名。蛇山上的小路正在蛇的脊背上,两边的山坡上错落生着杂树,像两条绿色的屏障,从缝隙中透过去,常能见到读书、打拳的人。小路并不笔直平坦,像弯曲爬行的蛇,前方总是一片树色以为路到了尽头,其实是路在这里拐了弯,树依然在路两旁的坡上。再往前走有刻着小罗浮字样的断墙,再往前走是岳飞亭,亭柱上刻着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当年旅游还没兴起,没人做整旧如新的坏事,又刚经历过文革的破坏,蛇山不少的古迹就保持着自然朽蚀和人为毁坏的荒芜破败,这破败加深了人的思古幽情,加深了植物疯狂生长的野趣,荒草丛里野花竟放,蜂蝶飞舞,虫鸟乱唱,蛇山就成了恋人们的天堂。

有关文革中浙江美院的美术,我找到一本1976年2月份出版的《速写选》,里面的速写大部分是文革的时间段画的,浙江美院供稿,这个出版说明很体现当时的语境。那个年代出版一本书实际上写一篇前言都非常谨慎,《多画速写好》是1974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人民日报》上已经刊登过不会有政治问题,是当时知识分子非常不容易的选择,于是在这本小画册看到我们的画家在激越的年代做出的努力。

从学校步行到首义路的剧场不过半小时,大桥电影院亦不过3站公交的路,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去一两回,看过电影便一路走回学校。石鸣的弟弟在华师读书,妹妹在湖工读书,去看他们顺便就在两个校园里闲逛,就又打发掉了一些星期天。恋爱的日子很自在,所以在石鸣的印象里,压根就没有学校不准恋爱这回事,虽说真有同学因恋爱受到惩罚,也无关我们的痛痒。从石鸣进校起我们的关系就是公开的,我们保持着恋人间应有的亲密,能双双出入于老师的家里。在一个不准恋爱的环境里,我们的相处十分得体又十分自然。

看这些原始材料有一个好处就是知道他们平时怎么努力,有一些很随意,有一些没画完,画画的状态大家可以感觉到,都是在激越的年代,艺术家都是挤着时间在画画,不停地要参加政治运动,还要表示自己政治的积极性,还有写大字报,启功先生就自嘲说自己的书法是文革写大字报练出来的。为大家提供那个激越年代留下的碎片,可以看到在那个政治激越年代一个院校教师所作出的作为个体的努力。

恋爱也有磕磕碰碰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个老师的家里,老师对我的提问回答不上来,就敷衍我,见我与他争辯更是恼火,便说我是说深了不懂,说浅了抬杆。他的态度把我惹火了,我便要拂袖走人,可石鸣不跟我走,觉得这样于师不尊。我是个犟人,不由分说拉上她就走,这下子可把石鸣气坏了。从老师家出来,她便以我俩性格不合为由提出分手,我不怕,依旧是霸气十足,告诉她:不可能!

编辑:江兵

石鸣性格好,为人大气,有人说是校花之一,权当这是一种恭维,但她人的确生得漂亮,美院、画院多有觊觎者,然而因名花有主,均戛然却步,四年下来平安无事。其实我这三招石鸣都蒙在鼓里,直到她毕业办离校手续的那天,辅导员告诉她说早吃过了你的喜糖,这话令她莫明其妙。辅导员说在你还没有进校前,刘子建就把喜糖撒了。石鸣这才如梦初醒,一下子就什么都明白了,何以四年里不乏爱慕者却没有人追求,原来自己是住在一座透明无敌的围城里,便不无讽刺地笑我,说你这三招最亏的是你自己,拴住了别人也拴住了自己,你本来还可以找比我更好的,结果弄得自己一点可能性都没有。说我这是作茧自缚。

五,洪 湖

1981年6月6日这天是端午节,也是我们到监利县周河公社的第一天,最有节日气氛的是放电影,简陋的礼堂里乱哄哄的,像当天电影的名字《飞吧,足球》。乡里人把银幕上城里人的生活当成了真的,觉得我们都是有钱的人,所以一碗豆浆卖我们要6分钱,一块蜂窝煤要5分钱,而那时一个人的生活费一个月才8元钱。

做了两桌菜,买了酒,请的公社大队的干部一个都没来,于是酒菜全都倒进了我们的肚里,那顿饭吃到很晚,大家快活得不行,胡智勇红着脸瞪着小眼朗诵他写的诗,梁老师依依呀呀唱谁也听不懂的粤语歌,大家高一声低一声全在胡说,疯疯癫癫群魔乱舞,逗得门外站着的当地人吃吃地笑,像是在看一群城里来的疯子。后来胡智勇、王军、陈英、韩云清等人跑到河边上了一只小船、才划了几下就翻到河里,岸上的人又一阵开怀大笑。飘在周河这个端午节晚上的欢声笑语,应该说从前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这一夜的青春浪漫,是因为他们是文革结束湖北艺术学院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国画班学生,他们是当年人们眼中的天之骄子,今晚的幸福人。

周河人自古以洪湖捕捞为生,但毛泽东提出要以粮为纲,只得围湖造田,这就把当地的自然经济和生态环境全都破坏了,说是渔业大队却弄得不农不渔的。这里的人很穷,年年大水,洪水来了房子就保不住,所以房子都很简陋。现在的周河离湖很远,一些坑坑洼洼的麦田干涸得只见野草,怎么看都不是渔村的景致。包产到户,人人自顾自,谁家都不愿意接待我们,我们只得在公社搭地铺,自己做饭,我有一张速写,画的就是胡智勇坐在地上写信。加上天气又热,蚊虫又多,大家都说这地方不好,没有什么好画的,梁老师说我们态度不端正,忙召集大家开会,开会也沒有用,这情况直到见了湖水才略有改变。

第九天我们才下湖,租了两条小船,驾船的是一对爷孙,爷爷六十不到,孙女芳龄十六。湖里的风光比陆地上好看,辽阔的湖面,水平似镜,阳光在水下晃成斑斑光影,船悄无声息地在水上划行,水只在两舷缎子似的起了些皱。湖上常能见到用竹竿围成的养殖圈,排列细密有白描的精致。远处传来赶魚的梆子声,节奏单调,在水天之间却有种水洗过的纯净。蒿草滩里,有种鸟声特别凄清,老爷爷说这鸟是人变的,说古代有个小生进京赶考过洪湖,爱上了给他摇船的渔家女,迷恋中就错过了考试时间,待回头渔家女已成人妇,小生忧郁成疾,死后化为小鸟,天天就在芦苇丛里望着湖水苦啊、苦啊不停地叫。鸟声里,我情不自禁望向摇桨的妹子,身姿轻摇,灵巧地拨弄着手里的船桨,当初书生爱着的也应该是这样的渔家妹子。

湖上人家的生活是别样的祥和,船上养花,花在水气阳光里更显娇艳。水里喂鹅,大鹅雪白,小鹅是团团的黄绒球。竹竿晒的衣裳在风中飘扬,花花绿绿像旗帜。船尾晾挂的渔网,才是这生活的本色,一家人的幸福与希望全都被它兜着。一到有渔船的地方,我们就用竹篙稳住小船,画上一阵子速写。渔家人友善,看烈日炎炎,便用桶送我们菊花茶。湖里多水产,有些买来生吃就行,而鱼虾则要带回去做晚餐。在湖上荡了整整一天,暮色中结束了我们第一次的湖上行。

船是湖上的路。湖上的路水蒸日烤却是陆上的人消受不起的。到第十七天,有人开始离开,刘成春是第一个,他烧了好几天,脸黄得可怕。接着王军、韩云清因蚊叮虫咬疮毒不癒也走了。胡智勇船是湖上的路。湖上的路水蒸日烤却是陆上的人消受不起的。到第十七天,有人开始离开,刘成春是第一个,他烧了好几天,脸黄得可怕。接着王军、韩云清因蚊叮虫咬疮毒不癒也走了。胡智勇说他肚子坏了,陈英拿来一张黄疸肝炎的医院证明,又都走了。现在只剩下了我、谢东虹、桂美武和吕墩墩。

7月1日是党的生日,我们要在洪湖过了。公社的干部都来了,电视里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开庆祝会,新主席胡耀邦在台上喊了两个小时,旧主席华国锋板着脸一言不发。周河这些共产党最基层的干部,黑着牙叼着烟嘴里吐着瓜子壳,谁在台上他们都无所谓。

7月4日我日记的开篇就是:今天是个不吉利的日子。清晨我到湖边洗漱,听到树上的鸟叫得特别怪,正疑惑,只见一只顺流而下的小船上,一个老妇拍打着白布蒙着的尸体哭得呼天抢地。一个年轻的女子,我的心肝啊,哭声带血,抱着死者的尸体拼命地摇。悲风呜咽,河水翻着浪花,小船在我眼前飞快地闪过。我被这突然看见的事情惊呆了。

洪湖的经历的确有点特殊,因为电影《洪湖赤卫队》的缘故,仿佛对洪湖很熟悉,其实不然,等真进去了,对它的现实与历史渐渐有了解之后,它变得格外的陌生。这里的土地浸透了鲜血,地下到处都是尸骨,这里是国、共两党军队拉锯血杀的战场、苏区红军四次肃反大屠杀的冤死地,历史在民间传说中变得荒诞、狰狞和恐怖,或许因为这样,我们的洪湖之行只可善始不可能善终。

六, 长 阳

1982年5月是三年级下学期,创作课体验生活去的地方在湖北省长阳县的资丘。
资丘在山上,山下是清江。当年下乡要和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说这样才能和劳动人民建立起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和刘成春被分到白沙坪一个生产队队长的家里。

资丘公社在桃山。到桃山我们得先在龙舟镇坐轮渡过清江进潭溪沟,潭溪沟又叫叹气沟,其名有由来:山高险峻,古道悬壁,流泉瀑布,铮铮有响,人行至此,倍觉艰难,禁不住迭迭三叹。到桃山已是下午,吃过晚饭,趁兴顺着公路往北走,一路奇观。一道泉水穿山而过,跌入石洞,其声如雷,邵老师说这就是暗河。抬头远望,高山如屏,山头随人登高而接接涌现,其形古怪,邵老师说那是望郎峰,要桂美武就在这里招女婿,见山头越出越多,邵老师便说我们人数不够,得把邵孟那个班也带来。邵老师一路谈笑风生,我们更是兴致勃勃。

当我们面对两座酷似金字塔的山头坐下来时,天已黑透,大山失去了层次,浑然成为一体。夜空因缀满星星显得很低,清江暗暗的篮光,不注意便感觉不到,但能听到清江的流水声,这声音空旷、浩渺,静穆中让你对宇宙生出无尽的神秘与崇敬。当我们从山上朝下走时,不知谁回头一顾,发出一声惊叫,原来两个金字塔的中间端端正正地挂着一轮月亮,山是那样深沉整体,天空是那样洁净,月亮上的桂树和白兔看得一清二楚,真是美轮美奂的奇观。

五月资丘的田野真美,小麦穗子已长成,只是还未金黄,清风吹过,碧波一片。大片的油菜籽,柔和得如同绒毯。刚插的秧苗,油油的嫩绿,像线条齐齐镶在田间。田野上空飘荡着烧火肥的缕缕白烟,宛若轻纱,是田野上最悠然自在的诗意。不时闪入眼帘的是白的、粉红的蔷薇花,路边、沟旁、田埂边到处都长,娇媚却又朴实,点缀得田野更充满勃勃生机。而那清江则是另一种美,水面宽阔平静,清澈见底、水映青山,色碧如玉、卵石圆润,江滩似雪。两岸高山矗峙,近山如铁,远山瓦蓝。船在水上剪行,帆在山前缓移,这是秀丽的抒情。放木排则是另外的气派,逶迤相接,山歌答应,江山变得豪放硬朗。

我们田里的活干得并不多,更多的时间是在为创作搜集素材画速写,有时为了画一个背背蒌的动作,会追着人家画。那时照相机不像现在这么普及,画速写是硬工夫,遗憾的是,我画的几本速写在返校途中被桂美武忘在火车上了。

资丘的记忆里,最难忘最刺激是跟着寨子里的人夜行八十里奔丧,有幸见识了最土风的跳丧。离我们很远的寨子有人过世,土家族对丧事的看重是出了名的,跳丧是自古就有的风俗,丧事自然是要办得隆重热闹,四乡的人又多沾亲带故,所以那天夜里,资丘的山路上就出现了好多支燃着火把吹吹打打的队伍,从不同的方向朝亡者的寨子行进,他们必须在天亮前赶到,天明送逝者入山。那天夜里我和刘成春夹在其中一支队伍的中间,敲着锣,盯紧了前面人的背影连走带跑一步不敢拉下,经历了此生不会再有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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